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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辉华网易博客

著名青年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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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聂辉华,字逸才,江西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并兼任企业与组织研究中心副主任。人大经济学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2008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2010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12年首批中组部青年拔尖人才。www.niehuihua.com,niehuihua(at)vip.163.com【媒体转载文章必须取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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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是另一种方式的敢言  

2013-01-18 12:40:02|  分类: 文艺乱弹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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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是一个文学青年。上大学之前,作文一直很好,写过诗歌和小说。上大学之后,学了经济类专业,但仍然关注每届“矛盾文学奖”,只是看的文学作品更少了,大部分时间都看经济学论文了。但我一直希望,好的经济学作品能够象好的文学作品一样,故事扣人心弦,情节跌宕起伏,语言诙谐幽默,视野冰河千里。可惜,在经济学越来越象“科学”的今天,这样的经济学论文早已绝种了,今天的经济学论文都是标准的“八股文”。从文学价值上判断作品的好与坏其实非常简单,在我看来,凡是能够一眼看到头的作品都是烂作品。好比一部电视剧,乡村妇女看第一集,就能准确地判断出“这个人肯定是坏人”,那完蛋了。很遗憾,经济学论文都是如此,简直毫无美感!也因为如此,尽管我热爱经济学,但我依然钟情一些文学作品。象《白鹿原》、《叫魂》,都我眼中的一流作品。经济学可以更象科学,但是在叙事方式上,至少应该保留一点“社会科学”的美感,至少应该给读者一点点想象空间,让读者有“第二次创作”的权利。我现在捍卫这种理想的经济学写作权利的唯一方式,就是在《经济学家茶座》上发表经济散文或经济评论,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写,而无须考虑“匿名审稿人”的感受。甚至在某些约稿的经济学论文中,我也毫不掩饰自己对写作方式的个人偏好,但这样恣意妄为的机会还是太少了。

我进一步思考,更大的“名气”是否就意味着更大的表达自由?将这个问题放在当下中国的情境下考虑,我发现这个结论显得太幼稚了!所谓“我手写我口”,尽管在形式上可能会因为个人名气而有不同的自由度,但是在内容上人人都顶着有一块“透明天花板”,而且不同领域完全是“五十步笑百步”。在意识形态约束方面,搞理科的可以笑话搞文科的,在文科里搞经济的又可以笑话搞法学的,搞法学的只好去笑话搞文学的。不得不承认,文学创作可能是“禁区”最多的领域,只要看看每年被枪毙、阉割、封杀的电影就知道了。

但是,作为非文学写作者,且慢保持这种优越感。看了莫言的代表作之一《丰乳肥臀》之后,作为经济学者的我,首先是感到在表达勇气上的羞愧,其次才是对作品价值的震撼。首先,光是这题目,在20世纪90年代就是一个“雷区”。即便在今天,在中国的经济学领域,我们几乎看不到这样大胆的题目。不须学术期刊的编辑动手,我们早已学会了条件反射式的自我阉割。比如讨论腐败问题,我们绝不会写下诸如《腐败源于集权》这样有勇气的论文题目,而是将几个不痛不痒的关键词串联起来,比如《腐败、官员行为与经济增长》,连《腐败、民主和制度》这样的题目都不写出来,或者写出来也会被编辑改掉。我们还可以辩解说,这是国际经济学论文的惯例,但我们绝不会提及国际经济学论著也有很多大胆的题目。比如,当今经济学界的明星教授Acemoglu与合作者Robinson教授合写了一本《专制与民主的经济起源》(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这样的题目不仅在中国不允许写作,甚至连直接翻译都不行(在中国出版时被译为《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更让人纠结的是,这两位教授最近又出版了一本专著《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这让国内的出版社和翻译者情何以堪?

其次,重点要说内容,那就更让我们羞愧无比了。《白鹿原》只是从民国时期写到解放初,但《丰乳肥臀》却是从抗日战争写到国共内战,从大饥荒写到文革,从改革初期写到1990年,跨度之大、人物之多、剧情之杂,罕可匹敌。最重要的是,莫言以直接的方式描述了那些时代最阴暗、最残酷、最无耻的事情。这些事情在正规的中学教科书上,几乎完全绝迹。但我相信这些事情都是真实的,因为它符合人性,符合逻辑,也符合严肃学者们提供的各种证据。如果莫言在写作此书的20世纪90年代不是早已成名,我怀疑这样大胆、深刻的伟大作品今天也难以面世。因此,莫言是幸运的,更幸运的是他还获得了中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政府居然允许对莫言进行正面宣传,使更多中国人有幸通过莫言的作品了解历史的真相,理解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经历的种种苦难,这其实也是一种进步。我不清楚这样的作品在面世之前和之后经历了怎样的曲折,但是我们可以想象:首先要突破自我阉割的精神局限,其次要策略性地保护自己表达的权利,并最终获得正统话语权。没有一件是容易的事情。因此,我非常赞同文学评论家刘再复教授对莫言的高度赞扬,他说“只要阅读一下莫言的作品,就会明白莫言在作品中表现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最高的道德勇气和道义水平”。当然,人无完人,相比之下,抄写“延安讲话”和歌颂重庆“唱红打黑”即便不是微不足道,至少可以说瑕不掩瑜。

“莫言”,其实讽刺性地表达了知识分子对直言的诉求,也是莫言本人以文学作品来“敢言”的成功案例。我们大部分人也许没有莫言的勇气,更没有莫言的运气,但是至少应该有尊重和学习莫言的正气。在当下的中国,尽管“透明天花板”依然存在,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试图蹦得更高,“天花板”本身也会变得更高。反过来,如果每个人都躲避“天花板”,那么这块“天花板”就会越来越低,直到大家都趴着,甚至跪着。自由,应该就是这样自我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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