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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辉华网易博客

著名青年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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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聂辉华,字逸才,江西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并兼任企业与组织研究中心副主任。人大经济学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2008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2010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12年首批中组部青年拔尖人才。www.niehuihua.com,niehuihua(at)vip.163.com【媒体转载文章必须取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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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推荐:新制度经济学综述  

2013-10-13 17:10:02|  分类: 经济教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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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马上要揭晓了,相信很多人都在猜测、等待最终诺奖花落谁家。我本人很少猜测这一奖项,因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候选名单太长,猜中的概率不高。汤森路透每年猜测诺奖得主的主要依据是候选人的论文引用率,但我觉得这个方法起码对于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命中概率为0,因为当年获得诺奖的三个经济学家都是论文引用率不高的劳动经济学家。我在这里提供一个更超前一些的预测方法,看关于某位候选人学术成果的介绍、讨论和普及性文章是不是突然涌现。

 

本周“读书会”推荐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的一篇文章:Williamson, Oliver, 2000,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aking stock, looking ahead”,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XXXVIII: 595-613.

 

推荐理由:(1)在2000年,威廉姆森教授已经年近70岁,但是仍然笔耕不辍。我数了一下,自2000年以来,威廉姆森教授总共发表了30篇论文!这些论文发表在JELJEPAERP&P)以及其它刊物上。这些文章本身并无创新,基本上是在介绍他以及新制度经济学(NIE)的分析方法和研究进展。显然,这些文章的意图是传播,是营销,是普及。不要以为外国经济学家不看重普及,不看重论文的影响力,否则难以解释为什么很多经济学家要举行从教几十周年或者论文发表几十周年的大型国际会议。我们无从知道,这些普及性文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诺奖的颁发,但我相信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有兴趣者可以研究经济学诺奖的颁发和相关普及文章(本人亲自撰写或他人撰写)的相关性。(2)这篇文章当时最令我开眼界的,是威廉姆森教授将所有的社会科学分为四个层次:嵌入、制度环境、治理机制、资源配置和使用,一下子将所有经济学的分支全部装入,层次井然,而且令我们对于不同分支的作用分歧消失殆尽。从治学的角度讲,研究越是高级层次的领域,或者研究的对象变化越慢,所需要投入的时间越长,所需要的耐心越多,当然出成果的速度越慢,但最终贡献可能越大。在当前功利化的学术评价体系下,这意味着其实研究制度经济学的人风险越大。如果我们未曾面临这种风险,很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成果不够资格!

 

下面附上我十年前读博士时写下的部分读书笔记,少数内容被《交易费用经济学:过去、现在和未来》(《管理世界》,2004年第12期发表)吸收。部分内容在我的个人网站白鲨在线(niehuihua.com)的“读书笔记”栏目发表过。老实说,这样的读书笔记,我有几十万字。

 

《新制度经济学:整理和展望》

 

聂辉华

 

这是一篇关于NIE的极好综述(Williamson2000),详尽讨论了NIE在社会研究中的地位、NIE的思想观点和经验检验,并展望了NIE的未来。而且,这文章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有很大的不同,下面简要概述。

1、评价。威廉姆森用“遗憾”(confession)、“坚持”(assertion)和“建议”(recommendation)来表示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评价。再次提到新制度经济学区别于老制度经济学的两个命题(Matthews1986Arrow1987)。

2、社会分析的四个层次。这是本文的重点。威廉姆森将社会分析分为“社会嵌入”(embeddedness)、“制度环境”、“治理制度”和“资源配置”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嵌入。主要包括规范、习俗、习惯、传统和宗教等非正式的制度。社会嵌入的演化是自发的,也是最漫长的,以百年或千年计。嵌入主要属于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是经济史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研究的领域。对于新制度经济学家来说,嵌入一般是被视为给定的。

第二层次:制度环境。主要包括宪政、法律和产权等正式的制度,也即博弈规则(the rules of the game)。注意,这里的制度环境与我们前面诺斯的定义不一样,前者被拆开为嵌入和制度环境。制度环境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设计的,比如立法、行政和司法制度。它的演化偶尔被突发事件(如战争)所打断。制度环境主要属于产权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property rights)和实证政治理论(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的范畴。研究的目的是一阶的(first-order),即使制度环境正确。就产权经济学而言,单有制度环境是不够的,还必须深入了解具体的契约安排或者博弈本身(the play of the game),即第三层次。

第三层次:治理机制。即制度安排,包括市场、混合形式和科层三种经济制度,主要是契约关系的治理,特别是契约法(contract laws)的设计。用康芒斯的话说就是处理交易过程的冲突(conflict)、相关(mutuality)和秩序(order)。治理制度属于交易费用经济学(TCE)的领域,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工作:定义不同性质的交易的维度;定义治理结构的主要特征;为独特的交易匹配独特的治理结构;用数据检验命题是否可靠。TCE的工作最突出地表现在对纵向一体化的分析上。第三层次的研究目的是二阶的,即找到正确的治理结构。

第四层次:资源配置和使用。它主要属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围,其特征是边际分析;也是代理理论(含完全契约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其特征是强调契约关系的事前激励。研究目的是三阶的,即满足边际条件。

威廉姆森还尝试给出在四个层次之上的零层次,即思想机制和人类行为。它属于演化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领地。

3、思想观点。威廉姆森着重整理了NIE领域阿罗、哈耶克、缪尔达尔、西蒙、科斯和诺斯等六位诺奖得主等人的思想。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关于人类行为的研究,主要是有限理性(不完全契约)、机会主义和有意识的预见能力的研究。

2)关于可行性(feasibility)的研究,即任何可行的组织形式和政策都不是无成本的、无缺陷的。

3)企业和官僚组织(bureaus)。主要是TCE的分析,勾勒了伴随交易复杂性演变带来的契约性质的演变:现货市场——不完全长期契约(混合形式)——企业——官僚组织。促成演变的维度是适应能力、激励强度、行政控制和契约法程序等4个变量(Williamson1991)。威廉姆森指出,官僚组织是最后诉诸的组织形式,它比其他治理结构有着更低能的激励、更多的管制和更多的工作安全度。TCE关于治理结构的演变不仅适于分析中间产品,也适于分析最终产品。

4)可操作化(operationalization)。威廉姆森认为NIE要努力从非正式形式发展到预先正式形式(preformal)、半正式形式,最后到完全的正式形式,即要模型化。

5)理论进展。威廉姆森认为,NIE的模型化是必要的,只是在形式化过程中付出了代价,失去了有价值的原创思想。威廉姆森特意对比了TCE模型和GHM模型。他认为,两者关于不完全契约的分析框架都是建立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假设上。从这点上看,两者是相同的。

但是还有大部分的不同:最大的差异是TCE把契约执行过程中的事后不适应(maladaptation)看作是主要的无效率的来源,而GHM通过信息对称和再谈判无成本这两个假设将事后无效率蒸发了,只剩下事前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不足这一个原因。其次,两者在经验检验上差别很大,TCE有着成功的经验检验,而GHM很少有经验支持(也许是因为事前的激励不足是看不见的)。具体地可以概括为三点:(i)在企业AB的合并模型中,GHM仍然保留了企业的高能激励,没有考虑官僚成本(但是考虑了资产类型,以及谁并购谁);(ii)在TCE中,总共有5个指标(加上“非正式组织”)来度量现货市场、不完全长期契约等多种治理结构,而GHM完全没有考虑激励强度、行政控制(包括审计、会计、费用分摊和转移定价)和非正式组织等三个维度。(iii)从应用范围上看,TCE应用于市场、科层和混合形式等多种治理结构,而GHM则窄得多。

6)经验证据。涉及TCE的经验研究超过500份,分布于多个国家。威廉姆森列举了最近的一些经验研究的综述。(此处从略)

接着,威廉姆森以俄罗斯改革为例,说明了NIE不是灵丹妙药,对于如何改革需要三思。他认为以Boycko-Shleifer-Vishny为代表的研究团队,只关注到私有化问题,而忽略了俄罗斯的制度环境问题。如果缺乏有效的保障产权的制度环境,即便进行了快速的私有化也未必起作用。产权不是万能钥匙(all-purpose solution)。比如自然垄断行业的特许经营权拍卖,就不仅应该关注事前的激励,更要关注事后的适应问题,因此私有化并不见得就更好。这些发人深省的话,对于中国改革不啻于振聋发聩!

最后,威廉姆森谈到,NIE内部既有竞争,也有互补,在人类行为、官僚成本、私人秩序与法律规则的关系等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他乐观地认为NIE前途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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