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李鸿章基本上是一个负面人物,因为他顽固地维护清廷利益,又代表清廷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梁启超基本上是一个正面人物,因为他与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又协助光绪皇帝推动维新变法,简直就是李鸿章的对立面。然而有意思的是,梁启超专门给李鸿章写了一本传记,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连梁启超都敬佩李鸿章,可见李鸿章应该是一个大英雄。但为什么李鸿章遭到世人唾骂呢?梁启超在传记中做了解释,我特别喜欢这几句话,兹录于下: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这段话的意思是,常人难以评价少数非常人。只有庸人才会左右逢源,上下叫好,而真正做事的人,不可能一片叫好,一定会有争议。李鸿章就是一个有争议,但是在梁启超看来有大功绩的人。在官场,金科玉律第一条就是“千万不要得罪人”。你哪怕干了十件正确的事情,但只要得罪一个人,这个人可能会在关键时期对你落井下石。因此,大部分官员基本上是混日子,不干事,说空话。真正做事的人,一定要推动体制变革,这就必然得罪既得利益者,必然充满争议。因此,一旦搞群众评议,得分最高的未必是有本事和做事情的人,也可能是那些左右逢源、无所事事的“老好人”、“老油条”。在这个意义上,“唯票取人”、“唯分取人”的确有不合理的地方。
那怎么办呢?听从内心的召唤,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盖棺未必定论,但历史总有公论。梁启超当年一个热血青年,有书不读、有官不当,非要去搞什么维新变法,当时的地主阶层大部分都反对,底层群众一样难以理解。变法失败之后,他流亡日本,推动君主立宪。他认为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体制不是共和制,而是君主立宪制,这一观点直到今天仍然充满争议。
他的同仁谭嗣同,变法失败之后本来可以和他一样逃亡,但是毅然选择了慷慨就义,被清廷在北京菜市口刑场处死,这是真正的舍生取义。梁启超的做法正确,还是谭嗣同的做法正确?恐怕没有答案。记得谭嗣同说过,死是容易的,而活下来推动变革是更难的,就让我去做容易的事情,把困难的事情留给你们吧。这样的话何其悲壮,今天读来仍然令人动容。然而,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在菜市口被砍头前,据说北京老百姓朝他脸上吐唾沫、丢菜帮子。这再次印证了梁启超的话,有些人、有些事,不是普通人可以理解的,但愿历史会给一个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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