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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辉华网易博客

著名青年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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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聂辉华,字逸才,江西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并兼任企业与组织研究中心副主任。人大经济学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2008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2010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12年首批中组部青年拔尖人才。www.niehuihua.com,niehuihua(at)vip.163.com【媒体转载文章必须取得授权。】

一个管控型社会的来临  

2018-08-24 15:18:29|  分类: 社会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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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什么是管控型社会?为什么中国会进入管控型社会?希望之光在哪里?
    
    文/聂辉华(中国人民大学)

    每隔十年,知识界就充满希冀,而高层领导也确实希望有所作为,但往往是造化弄人。科学发展观元年,知识界对于新政充满期待,心潮澎湃,但终究发现体制痼疾非一日可除,深层次改革不断延宕。新时代开启,新的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列举了六大领域总共336项改革任务。知识界再次徜徉在希望的田野上。然而,情况正在起变化。过去十几年,内外交困的格局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中国,国家权力对经济社会的全面渗透已然完成,中国正在进入一个管控型社会。这才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可惜很多人视而不见。
    这些天,微信朋友圈充斥着满满的“负能量”。贸易战、疫苗造假、消费降级、P2P崩盘、房租上涨、非洲猪瘟,连《人民&日报》都号召大家“共克时艰”。这样的悲怆氛围,就算是“上等人”连看一个星期的《新闻&联-播》都无法消解内心的焦虑。但是,经济下行、收入减少只是整个世态的一部分,逐渐失去更多个体选择的管控型社会才是一个庞大利维坦的全貌。
    在一个管控型社会里,思想要求高度统一,言论有着严格尺度,官僚体系垂直控制,经济管制无处不在,区域市场高度分割,人口迁移必须有序,资本流动受到限制。理论上,在一个市场经济体系中,自发形成的价格引导资源实现优化配置。但是看看我们周围,还有几样商品或劳务的配置是由价格决定的?房价是管制的,房租是管制的,票价是管制的,药价是管制的,户口是管制的,……,“衣食住行”中除了衣服,基本上价格都是被管制的。我再强调一遍,经济领域的管制只是管控型社会的一部分。如果只是单纯的经济领域充满管制,那是管制型社会,不是管控型社会。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提出之后,2015年我曾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从管制型国家到治理型国家——以煤矿安全为例》,期待国家的统治方式从单一、垂直的管制模式转向多元、共享的治理模式。短暂的历史证明,我还是太年轻了,太乐观了。
    然则,中国进入管控型社会,并非某一方力量的一厢情愿,乃是内外形势使然。
    首先,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就蕴含着接纳管控的思想。我曾长期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古代长期陷于人治?甚至基本的制度化也充满阻梗?我发现的一个答案是:中国密集的人口和广阔的平地造就了中原的农业文明,而农业文明最怕动乱。不管多好的制度,一旦遇到动乱,人们首先希望尽快维持稳定,而短期维稳的手段往往是自上而下的集权、不受约束的人治,这同时还带来对过去制度惯例的破坏。频繁发生的天灾人祸,除了一以贯之的集权统治模式及其官僚系统,很难延续透明、刚性的正式制度体系,但可能保留一些模糊的、柔性的非正式制度体系。没有稳固的地理屏障的国家,不太可能形成欧洲那样的封建传统。
    其次,现代社会依然在延续传统社会的民众诉求。不管是毒奶粉事件,还是疫苗造假事件;不管是房价飙升,还是租金暴涨;不管是幼儿园虐童事件,还是生产安全事故,大部分民众的第一反应是“政府应该管起来”。管起来的期望本没有错,关键是管的方式。政府该管的当然要管,但如果只是一味地提高进入门槛、限制进入数量、打击“小散乱差”以致国进民退,从长远来看,依然跳不出“治乱循环”的怪圈。本来,经济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管制只是市场的补充。在市场失灵的前提下,并且管制可以做得更好,才用管制替代市场。而在实践中,第一个前提需要时间,而第二个前提基本上被遗忘。
    再次,外部环境日益逼仄,给国内加强管控提供了理由。外部矛盾往往是转移内部矛盾的重要渠道,而应对外部矛盾又是加强内部管控的合法理由。2001年,中国加入WTO是“后改革时代”最后的绝响。十几年之后,中国的WTO红利已经用尽,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不可回避的挑战。中美贸易战只是一个开始,只是我们还不太适应。作为一个“韬光养晦”的大国(而非强国),我们一直习惯于内政和外交的隔离。然而,作为一个强国,内政即外交,外交即内政。本来,所有国内政策皆需考虑其国际后果。但是,一些人仍然以内宣的方式去应对外交,此乃下下策,这恐怕也是大国外部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之一。在这些问题上,请不要怪罪智库。因为智库研究者和普通人一样,并没有第三只眼睛,你们上不去的网站他们也上不去。
    有人问到,如若中国经济持续上行,管控型社会是否可以避免?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必定会强化十八大之前的“中国模式”。在拙著《政企合谋与经济增长:反思“中国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中,我将所谓的中国模式概括为一种“陀螺均衡”:高投入、高增长、高能耗、高污染、低技术、低品质、低价格、低利润。“四高”和“四低”形成一组低水平的均衡,并且如同陀螺,必须保持高速运转才能站立不倒,一旦速度放慢就会出现各种问题。今日之时艰,乃是过去模式之造业。维持陀螺均衡意味着不断强化国家力量,并自信地认为可以创造中国版的新加坡,这仍将导向一个管控型社会。
    然则希望何在?或者说是否仍应保存希冀之光?我以为希望还是有的。纵观国内外改革历史,几乎所有改革都是在危机时期做成的。危机是改革的良机,但这是成功改革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抑制房价、放开户籍、流转土地、裁汰冗员、保护产权、去除特权、鼓励竞争、全面开放,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每一项改革举措都有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无非事在人为。除开这些重大改革举措,面对危机,开启民智,传播真知,抵制民粹主义的泛滥,警惕国家主义的成本,拒绝与权力合谋,推动制度化的变革,乃是知识界的希望和职责所在。
    (作者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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